English

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值得珍视

2000-06-21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何满子 我有话说

长久以来,古代小说的几种长篇经典在全民中传播未衰,尤以近年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都拍摄为电影电视片,更是家弦户诵,研究阐释之作也相应繁茂。相形之下,古代短篇小说的阅读和研究热度则相对低落。重视长篇小说而比较轻忽短篇小说,原是世界性的阅读风气,这和小说艺术的创作——接受的发展史有关。世界几种区域文明中的叙事文学,都是从神话、史诗等长篇肇始的,人们的阅读习惯倾注于长篇;西方直到十八世纪以后短篇小说才开始繁荣;和长篇比,相对不占重要地位,只要看诺贝尔文学奖几乎没有短篇小说的作家膺选,就可察知社会看待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轻重。这是一种历史性的风习。

但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历史却不一样,短篇小说有特别值得重视的理由。中国的小说创作是由唐人的传奇,即短篇小说起步的。艺术经验积累了数百年,至宋元,才有当时称为“讲史”的长篇小说;然后又由历史积累型的小说发展而为文人独立创作、开拓出各种主题各种门类的长篇小说,在发展中还仍然不得不取资于唐代文人小说和宋元以后市人白话短篇小说(话本)的艺术经验。不但小说所反映的人生内容,构成形象的技法等等,长篇小说都借鉴于前人的短篇小说,甚至早期的名著如《水浒传》,也是宋人叙梁山英雄故事的短篇话本的串连。

中国的短篇小说,特别是唐人传奇,还是以后中国戏剧文学题材的渊薮。唐人传奇中的名篇,除了极个别不易在舞台上表演的篇目外,几乎统统被元明人衍演为杂剧和传奇了。有些剧目至今尚在舞台上搬演不衰,只要举出演《莺莺传》本事的《西厢记》的生命力就可以说明问题。因此,古代短篇小说这份艺术遗产,有值得刮目相待的理由。

古代短篇小说分文人小说和市人小说两大类,体现在艺术语言上则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类小说除了在小说文体和美学规律必然互相沟通的趋同性之外,从内容到形式也有较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为:第一,文言小说的创作主体一般都是高层文人,以唐人传奇的作者言,几乎全是当时第一流的知识分子,科举成名,有的还当显宦,如元稹、牛僧孺位至宰执;白居易白行简兄弟、沈亚之、蒋防、李复言等人都有一代才名。这些菁英人物各具赅博的文化素养,是当时精神领域的尖端;宋明以来的刘斧、洪迈、瞿佑等作家亦然。而宋元以降的白话小说作者,不是出身下层,也便只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书会先生这类中下层知识分子;冯梦龙、李渔这样的饱学之士不多。创作主体的性状必然要影响从意象到形象的风格区别。其次,创作动机和目的不同。文人小说的作者不论由于现实人生的感兴,或意在评价人生,或意在发抒情怀,创作都不是为了卖文维生,只是自我娱悦或娱悦周围同好。白话小说的作者(演述者)却是将作品作为在游艺场中谋生的手段,或为了刻印出售。前者可以单凭一己的感兴,有独立挥洒的自主性;以小说为谋生手段的就必须考虑“买方”,关注于群众是否接受,还要顾及社会舆论的评价,以至受限于公众传媒式的言论自由度。后一点值得注意,古代没有报刊之类的传播工具,说话艺人演讲故事,大抵采集周遭近事、民间传闻,带有现代报刊社会新闻报道的作用。只要看现存北宋传来的话本大都叙述东京(今开封)一带故事;南宋大都叙述行都临安(今杭州)一带的故事;除了都城是艺人集中之区的原故外,也有取近时近地的见闻为材料的性质,因而有舆论责任的负荷,和文人的关门著述不同。复次,主体的社会地位、创作目的和欣赏对象的不同,必然导致思想观点、感情态度和艺术趣味的不同。文人小说持上层文人圈的价值观、感情和趣味;市人小说作者的意绪、情绪和口味既不同于上层文人,又必须代表市民群众的意识、愿望和趣味,作市民的代言人,才能为市民写心而博得听众(读者)的赏爱;这之间显然要承受市民的进步的或庸俗落后的意识和趣味的影响,使两者的倾向和美学品位异趣。又,上下层人士的生活接触面不同,所择取表现的题材和角度自然也有差异。再次,主体的素养、创作目的等的歧异,导致两者的表现方法直至驱使语言(不仅指文言和白话)的不同,文人通晓文体章法,有所秉承;丰厚的学养使之熟谙文史典故,运用自如;诗词韵语更得心应手,无所窒碍;市人小说则多用俗谚俚语,以浅俗之言适应听众;叙述的情节必须更为繁富,细节描写力求生动以吸引听众。比如,临场演述时为了等齐后到的听众,正文之前必须先加一个小故事作“入话”,以至市人小说形成一种特定的格式,后来成了案头文学时也承袭不变。唐代传奇作家人人能诗,不以为奇,除了情节必要,极少夹入无谓的诗赋韵语(元明以后的文言小说大量使用诗词韵语,是文言小说的劣化);而市民小说作家则因没有作诗歌的素养,为了炫示风雅,反而要借用前人的诗词或自诌几句以文饰,往往不是情节发展所必需,反而成为破坏情节连贯流走的障碍。至于文言小说简洁典雅、市人小说通俗亲切,就更无庸解释了。

文人小说自七世纪的初唐出现;至中唐而极盛,作品都密接现实,宣泄时代心声;九世纪后叶起逐渐衰疲,迄宋明而不能复振,虽然余脉不绝如缕,但和全盛时期唐人传奇相比,大抵仅存形骸,神气萧?。直到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出,才结合市人小说情趣,为文人小说作了一个光辉的总结。市人小说从宋元起取代文人小说而繁荣,实因为小说是群众的艺术,而群众对深奥的文言小说毕竟有语言障碍,对文人的思想感情也较隔膜,文人小说即使不自行衰颓,也难与广大市民更贴近更能接受的市人小说争席。但市人小说经过了晚明的全盛期也渐次衰落了,这因为,大量头脑冬烘的文人(这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占绝大多数)插手,将小说作为宣扬礼教的工具,这些充塞迂腐的教条的作品当然缺乏艺术,甚至没有可读性。更因为,中国陈腐的封建社会及其文化已经到了末世,已经缺乏新的美学生机,缺乏艺术创新的原动力。白话小说的长篇作品到《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问世后,立即进入了退潮期;短篇则比长篇更早衰落,明清之际的李渔成了最后一位佼佼者。此后虽仍有文言和白话的短篇小说行世,但在文学价值上已可存而不论了。

基于短篇小说的这一发展状况,因此本书文言小说部分自唐人传奇起选至蒲松龄;白话小说从宋元人的作品起选至李渔止。略选宋至明的文言小说和明末清初的若干篇白话小说,主要是为了稍示两类短篇小说发展的轨迹,使本书在某种意义上能体现古代短篇小说史的文本现象的轮廓。

(《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代表作评注》,何满子、李时人选编,何满子评解。本报发表时有删节。)

手机光明网

光明网版权所有

光明日报社概况 | 关于光明网 | 报网动态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光明网邮箱 | 网站地图

光明网版权所有